1940年,纳粹德国在欧洲战场上猖獗一时。当时,原本擅长做汽车收音机的摩托罗拉公司接到美国军方的紧急订单,要求开发一种可用电池供电的无线通信便携式设备。摩托罗拉因此研发出SCR300步话机,就是我们常在二战电影里看到美国通信兵背着的那个重达16公斤的笨玩意,整个二战期间大约生产了5万部。它的有效通信距离达到13公里,是世界上最早的实用化的无线通信设备之一。摩托罗拉还开发出了另外一款较小的SCR536对讲机,于1941年7月量产,重量只有2公斤多,通信距离根据环境而不同,在树林里只有300米,开阔地则可以达到1.5公里。这两款设备分别被美军士兵称为“walkietalkie”和“handietalkie”,后者也是世界上第一种真正大规模使用的手持无线通信设备。作为无线通信技术的先驱,摩托罗拉参与了人类最早的太空航行。1964年,水手四号飞行器用摩托罗拉的无线电设备将火星影像传回地球。1969年,阿姆斯特朗站在月球上说的话,也是由阿波罗11号使用摩托罗拉的无线通信设备让地球听到的。摩托罗拉发明的手机,可以说是比登月旅行更重要的“人类的巨大飞跃”。20世纪60年代,芝加哥暴力犯罪活动十分猖獗,该市警察局局长向摩托罗拉提出了一个要求——摩托罗拉是当时美国警方车载通信设备和对讲机的主要供应商——希望巡警在离开警车、步行巡逻的时候,也能和警局保持联络。于是,摩托罗拉的工程师马丁·库伯领导设计了首款蜂窝电话,可以通过无线蜂窝网络蜂窝网络:为了解决频率有限和用户无限的矛盾,可以把一个地理区域划分成许多小区,每个小区由一个小功率基站来提供服务。相对单个大功率发射器来说,这些基站影响范围有限,同一频谱可以在较远的另一个小区中再次使用。这种移动网络结构像蜂窝一样高效,故被称为蜂窝网络。保持联系。摩托罗拉意识到,除了警方巡逻之外,这个设备还可以派上很多别的用场,于是慷慨地拨出1亿美元的巨资进行研发。1973年,库伯用一个靴子大小的原型机,在纽约街头拨出了第一通电话。电话打给了他的竞争对手——贝尔实验室的一个主管。库伯告诉他:“我现在可是在用真正的手提电话与你通话。”对方沉默良久,不过可以想象得到他那震惊的表情,因为是贝尔实验室率先提出了蜂窝电话的概念。库伯大笑了起来,街头行人纷纷侧目,他们不知道自己见证的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款真正意义上的手机的诞生。直到1983年年底,摩托罗拉手机才做好了投放市场的准备,1987年进入中国。摩托罗拉最初的商用手机重达1斤,售价高达2万人民币,还要交6000元的入网费,不是普通人能用得起的。那个年代港产片里的大佬或者富豪,一部“大哥大”是标配。尽管价格高昂,手机销量仍是爆发式地增长,摩托罗拉长期居于市场垄断者的地位。到1990年,摩托罗拉年营收接近110亿美元,成为美国最大的50家公司之一,在全球信息产业中仅次于IBM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而AT&T的主要业务之一是为摩托罗拉手机生产配套通信设备。第一代移动通信网络(1G)建立在模拟技术的基础上。相对于只有通话功能的模拟技术模拟信号是模拟着信息(如声音信息、图像信息等)变化而变化的信号,数字信号是将信号经过抽样、量化、编码之后形成数字信号(也叫脉冲信号),数字信号通常使用1和0表示。模拟信号通过传统的传输线路(例如电话网、有线电视网)来传输,随着传输距离的增加,传输质量会严重恶化。数字信号用光纤介质通信,可实现长距离高质量的传输。,数字技术好得让人难以抗拒:它支持来电显示、传呼和短信业务,抗干扰力较强,发射范围更广,还容易扩容。摩托罗拉很早就开发了数字通信技术,但坐拥4300万用户并占有全球模拟手机市场70%份额的摩托罗拉觉得赚钱太容易,没有必要急着从1G的模拟技术转向2G的数字技术。摩托罗拉的内部竞争也有“战争部落”之称,手机事业部还在卖模拟手机,系统事业部却将数字技术授权给了高通,而半导体事业部还正在和高通的芯片死磕。数字手机的语音质量很快就超过了模拟手机,而消费者对发短信的热爱也让人始料未及。摩托罗拉系统部门的上千名工程师都在用高通制造的数字手机,没有一个人使用摩托罗拉自己的模拟手机。摩托罗拉手机落伍的时候,高通开始走上全球移动通信竞争的舞台。1985年,一位名叫艾文·雅各布的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退休。在家赋闲三个月之后,雅各布耐不住寂寞,于是找了6位老同事一块创立了一家新公司。新公司的宗旨被定为“高质量通信”(qualitycommunications),于是,就有了高通(Qualcomm)。新诞生的高通没有商业计划,没有产品,也没有投入多少资金。“但我们都懂无线技术,这个领域里一定有好玩的东西。在头6个月的时间里,我们想出了不少点子,这些点子也让我们一直忙到了现在。”高通公司成立不久,一家货运公司找上门来。当时还没有移动通信,这个货运公司希望高通能够帮它解决公司总部与运输卡车的联络问题。雅各布想到了CDMA技术,这一技术原本属于美国军方,二战后开放商用,但其开发和推广一直处于停滞状态。于是,高通做出了一个卫星定位装置。虽然这个装置笨重粗鄙,而且不能传递声音,只能通过敲击键盘来传递消息,但已经让这个货运公司很开心了。这套系统沿用至今,成为全球货运业最大的商用卫星移动通信系统。雅各布由此看出CDMA的潜力,并且认定它比当时欧美市场上占据主流的TDMA更先进。对运营商来说,CDMA能够有弹性地容纳更多的呼叫,更容易且能低成本地从模拟网络升级。对消费者来说,CDMA手机有更好的话音和连接质量,更优的保密性和更低的能耗。于是,高通成功开发出可用于个人移动通信的CDMA技术,同时将研发过程中开发的所有大大小小的技术都申请了专利。当时并无第二家企业对CDMA在移动通信领域的应用进行研究,行业中的其他公司都在开发他们认为更加稳定、利润更加丰厚的TDMA领域。高通在CDMA领域独自探索,这是一次巨大的冒险,要么一无所获,要么富甲天下。高通到各地做演示和推广,终于使得美国电信工业协会于1993年接受CDMA为北美标准。标准确定了以后,CDMA打开了走向世界的大门。由于摩托罗拉对CDMA还抱着观望的态度,高通不得不与索尼合资生产CDMA手机,与北电合资开发CDMA通信设备,甚至还得自己开发CDMA商用所需要用到的芯片——这项业务由于成本太高、难度太大而不可能找到有兴趣的合作者。高通在技术研发和开实验局实验局:在通信设备行业中,实验局指实验性质的电信局级别的通信设施建设项目。上的投入巨大,有时为了拿到订单还得为运营商提供融资服务,却没什么收入,经常落到工资都发不出的地步。1995年是高通成立十周年,也是高通的转折年。7月,有近百年历史的美国大运营商斯普林特选用CDMA。8月,高通上市,筹得近5亿美元,彻底解决了长期困扰它的资金问题。9月,全球第一个商用C网在中国香港成功开通。市场终于被打开了,高通结束了有投入、没产出的草创时期,开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在CDMA获得市场认可以后,高通毅然决定砍掉全部硬件业务,将通信设备业务卖给爱立信,手机业务卖给日本京瓷。高通也不得不这样做,市场增长太快,仅靠自己的工厂解决不了对CDMA手机和设备的巨大需求,而且自己的工厂由于规模不够也难以盈利,还严重拖累了股票价格。对那些获得高通授权的厂商来说,高通的做法可以取消他们对可能来自高通的竞争的顾虑,高通的新战略可以吸引更多的企业加入CDMA的生态中。这两项交易还有额外的收获:爱立信停止了对高通的专利侵权诉讼——主推GSM的爱立信此前视CDMA为死敌;在京瓷的帮助下,日本成为CDMA的重要市场之一。芯片设计业务则被高通保留了下来。能够自行开发芯片,特别是复杂程度极高的手机芯片,成为高通的核心竞争能力。尽管高通非常努力,还是改变不了CDMA的发展进度大大慢于GSM的现实。1G时代,西欧和北欧有6种互不兼容的技术标准,消费者一出国手机就没法用。另外,也是为了与美国的移动通信标准对抗,欧洲各国团结起来,由欧洲邮电管理委员会成立了移动专家组,成功制定了2G的基于TDMA技术的GSM标准。1991年,世界上第一次基于GSM标准的通话在芬兰的赫尔辛基完成。为这次通话提供手机的,是诺基亚。不过,当时的诺基亚自己也没有预见到这款GSM手机的重要意义。1992年1月,约玛·奥利拉被任命为诺基亚的新一任总裁。因为他的银行从业背景,大家都认为,他会肢解诺基亚,然后将其一块一块地出售给开价最高的收购者,如果还有人愿意购买诺基亚那些看起来一文不名的资产的话。
接下来谈一下关于CEO“决策”的主题,因为CEO的决策很受其最初职业的影响,借用一下“原生家庭”的概念,取名“原生职业”。(1)决策的风险与不可依赖性CEO在组织中身处高位,他需要对各个业务领域进行决策,但其对各业务领域熟悉、了解程度不一,因此决策成为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CEO对于跨业务领域的综合决策,则更是具有不确定性。CEO从事的是别人难以代替的工作,他需要为自己的决策承担不确定性的风险,并承担这个“冒险”带来的结果。在组织中,每一个岗位似乎都可以向上“依赖”——依赖上一层的决策,通常是由最终决策的人来承担最大的决策风险。CEO是无法再向上依赖的,他需要为自己的决策“买单”。(2)原生职业的思维与路径依赖CEO对自己熟悉的业务领域,特别是自己原生的职业领域(即出身),往往会觉得比较可控,决策起来不会那么焦虑。同时,CEO对所熟悉业务领域的人员,有天然的亲近感,也能体会到该领域人员工作场景下的不容易。当然,在有些场景下,CEO对自己熟悉的业务领域,也会更有“干预”的欲望,他可能会深度的参与讨论,提出自己的想法。从心理层面来看,CEO从中能获得一种专业的成就感。相反,对自己不熟悉的业务领域,CEO由于看不透其内在运作机理,通常会有程度高低不一的不确定感、不可控感。由此引发的,CEO会有两种典型表现:一种是排斥与远离,尽量不过多介入,不参与其中,而是采用委事于人的方式。内在原因,可能是CEO会觉得,自己在这个领域说不上话,或者说得不专业,会让人“见笑”。另一种典型表现,就是你越把控不住,越想拼命抓住。越觉得难以管控,越想通过某些“硬杠杠”对结果产出进行强约束;结果,很可能给该领域的管理者产生过大的压力与不舒适感。CEO对待熟悉与不熟悉的两类业务,如果处理方式不是很妥当,很容易造成内部人员的不平衡感,让他们认为有偏颇、不公平。(3)逆向“报复”心理原生职业的对立面一家公司的CEO是自己做一线销售出身的,所以对一线销售人员有着天然的身份认同,非常体恤一线销售人员。比如,有销售人员患重疾,他还会亲自到医院去探望。但是,对于常坐在办公室的知识型工作者,这位CEO就不是那么友好了。在和这类员工或管理者沟通的时候,虽然他不会当面直接进行批评与责备,只会在总体上笼统地反馈一些意见(并不是深入讨论的那种反馈);但CEO在心里面,可能是很不满意的,所以转过身来,他可能就对这个管理者有负面的评价,或者要求HR把这个管理者给“干掉”。这可能源于一种莫名而微妙的情感。在你的原生职业中,你身处社会底层,烈日之下、风里雨里跑业务,对在写字楼里那些敲打键盘、输出方案报告,就可以获得高收入的人群,产生自己都察觉不出来的“厌恶”、“排斥”、“对抗”、“逆反”、“敌意”、“仇视”等心理,觉得自己一份汗水一分收获,而你们没有多少付出,却得到比我高得多的回报。所以,心里很可能就种下了“不公平”的种子,有一种愤愤不平的“等着瞧”的心理。所以,当这位销售人员“咸鱼翻身”,成为CEO后,这种长期以来形成的压抑心理,就从“潘多拉魔瓶”里被释放出来了,于是就大肆行使“生杀予夺”的大权。(4)HR长期主义者如何帮助CEO摆脱原生职业的不良影响HR长期主义者如何帮助CEO,在不确定业务中,决策能够更有把握呢?如何帮助CEO,对不同业务领域的人群,有更客观公正的对待呢?首先,我们要理解CEO这种心情,并让他意识到自己受到原生职业的影响。因为HR是第三方客观的角色,可以把自己观察到的“不客观”、“不公平”的现象和CEO坦诚交流。当然,沟通前,一定要看场景是否合适,以及CEO是否处于良性、开放的状态中。其次,创造机会,鼓励或建议CEO与自己不熟悉业务领域的管理者、骨干员工沟通(小范围或点对点),增进对其他业务领域的了解。再次,通过集体会议的方式进行重要决策,让各相关的业务部门都发表意见,在充分倾听了大家的意见之后,再进行综合判断及决策。如果有可能,HR长期主义者可陪同CEO,多到一线的工作场景去亲身体验,深入参与到具体项目的讨论中。另外,把CEO的角色,设置到具体的业务审批流程中,也可促进他对业务有更深度的了解,并使其理解其他领域人员的不容易。
极简财务课:换个姿势看利润表不少民企老板擅长投资却栽在财务上--固定成本高企,经济下行就慌神,还常为模糊的利润数据缴“智商税”!“卖多少能赚钱”,平时到底算出来多少“利润水分”。给“财务小白”讲利润表,不绕术语,就教你认清营收、成本咋算毛利润,避开非经常性损益的“坑”。一、嘉宾介绍与学习方法分享(一)杨雪松老师职业经历与写作初衷杨雪松老师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主修企业管理并修法律,拥有中国注册会计师、英国特许公认会计师(ACCA)、中国注册税务师、执业律师等多项资格。 其职业经历丰富,曾在律师事务所从事民商事业务,后转行至会计师事务所,从审计师逐步晋升至部门经理,期间涉及审计、咨询、税务及综合管理等多个岗位。还历任世界500强企业财务高管、中国大型会计师事务所高管、税务师事务所及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同时担任大学总裁班特聘讲师。 写作《老板极简财务课》的初衷是,他在20多年的工作中深刻了解到中国企业管理者在股权财务管理方面存在短板,而市面上能深入浅出地向非财务人员讲解财务管理的著作较为稀缺,因此希望将自己的经验和体会分享出来,为非财务人员,特别是企业老板提供帮助。(二)提高学习效率的方法杨雪松老师认为,提高学习效率最核心的关键是控制自己的念头,集中注意力。他推荐通过静坐或冥想这种传统方法来训练,在学习过程中,当意识到有杂念时,迅速将其屏蔽。只有能够集中注意力,学习效率才能提高,才有可能深入学习知识。(三)知识分子的特征与要求杨雪松老师结合对儿童行为的观察及心理学家的观点,认为超过90%的人由于难以集中注意力,不适合做知识分子。普通人可以通过冥想或静坐训练自己集中注意力。 成为合格的知识分子,需要有相当的知识储备,这与阅读量密切相关,同时要能保持高度、高强度的注意力,进行深度阅读,阅读有难度的作品,这是对知识分子最基本的要求。
在职场拈花惹草总是见不得光的事,往小处说,男女同事关系暧昧,容易使工作分神、效能低下;从大处说,当事人每天见面像演戏似的,双方提心吊胆,终会有东窗事发的一天。到时候,可不是“见好就收”那么简单了,身败名裂后,夫妻反目也就在所难免了。 林子大了,真是什么鸟儿都有。有的人心术不正,生出了“花花肠子”,把职场当情场,恣意妄为。最后,自取其辱、名节不保,直至“自我引爆”黯然出局,成为员工茶余饭后的话柄。职场有一个著名的刺猬法则,即相互接触时都小心翼翼地保持适当的距离,以免过于亲近反而造成伤害。那些自诩为有生活情趣的自我放逐者,最终会掉进自己为自己挖下的那个坑。 公司是一家劳动密集型企业,员工来自四面八方,有员工戏称是民族工厂。对企业而言,盈利是硬道理,员工是哪个省份的不重要;作为员工,认真做事并获得回报是最重要的事情。然而,有的员工放着自己的小家不顾,却喜欢做些“节外生枝”的风情事……工程部主管老张,虽然已早过不惑之年,儿子也20多岁了,可他内心的那个“情”结似乎还没有解开,总喜欢弄出些花边新闻。早在半年前,他就与打磨车间的已为人妇的现场检验员小冯“暗渡陈仓”。因为老张前期埋伏工作做得到位,一切似乎都很顺利,但是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老张和小冯一次在私密的工作场所激情互动时正好被前来沟通工作的品质主管遇到。品质主管和老张素有过节,见此情景,便心照不宣地借机关门离开。中午工作餐过后,老张一改平时对品质主管爱答不理的“理念”,专门买了包中华烟塞给品质主管,老张如此委曲求全地与品质主管套近乎,用意不言而喻。但是人总有说漏嘴的时候,品质主管对老张还算给面子,几个月下来,这层忘年婚外恋的窗户纸倒是守护得严严实实的。老张想,只要品质主管不把这件事情捅出去,天知地知加上他们三个,就永远不会有事情发生了,而他也可以继续坐享“齐人之福”。老张把宝继续押在品质主管身上,每到饭后的休息时间,老张总是有事没事找品质主管套近乎,弄的对方好不自在。然而,品质主管在情急之中泄露了老张和小冯的“风情”,消息不胫而走,顿时传得沸沸扬扬,之后的版本传得有些离谱了,说什么话的都有。平时受老张打压的工程部下属对此幸灾乐祸,花边消息最终传进了老张的妻子翠翠的耳朵里。翠翠当初也不相信,但这种敏感的事情听多了,也不得不让她有了戒心。面对甚嚣尘上的“舆论”,翠翠也相信了,但翠翠很有成府,在公司里不跟老张吵,碰见小冯也当没事儿一样擦肩而过,只是与小冯之间的互动取消了。老张很纳闷,心里暗骂那个“不上路”的品质主管,不是他宣扬出去,谁会知道这些事。老张吃定是品质主管出卖了他,但也不好质问对方,毕竟这件“好事”已传得沸沸扬扬了,在这个风口浪尖上,如果自己再跟品质主管闹翻,更会让他颜面全无。尽管老张折腾出了一个堪比“飞天工程”的花边新闻,但老张在公司十几年了,平时受过他帮助的铁哥们还是有几个的。在此事件中,这些昔日的“同盟军”成了他最忠实的“义务消防员”,一逮到机会就为老张“辟谣”。最让老张想不通的是,品质主管到底是在什么场合、什么时间透露出去的?于是,老张在一次与几个铁哥们相聚时说出了内心的想法,几个哥们也算仗义,拍着胸脯向老张表示:“张哥,我们和你永远是一条船上的,你的事就是我们的事!”其中,有一个人和品质主管走得比较近,他自告奋勇去探个究竟。经过一番看似旁敲侧击的迂回互动,品质主管道出了实情,就在“满城风雨”前的一天下午,打磨车间的主管大潘对品质主管来了个突然袭击:“你×月×日下午在×室里跟我们车间的小冯搞什么名堂啦?”当初,大潘确实看到品质主管及老张和小冯先后走出那个“嫌疑场所”,对老张与小冯之间的暧昧互动也时有见闻,每当小冯与老张当着他的面旁若无人般的打情骂俏时,他心里也不是滋味。说实话,大潘对小冯也已“心仪”,大潘好几次献殷勤都被小冯打了“退票”。大潘这么一问,原本胆小怕事、口风不紧的品质主管以为对方掌握了“内情”,遂为避嫌,情急中捅破了这层窗户纸。大潘本来就对老张怀有成见,这次探得这个惊人的秘密,自然到处传扬,先前百思不得其解的老张终于明白了谁是幕后推手了。两个月后,备受周遭“注目礼”煎熬的老张夫妇自动提出辞职,不久,同样不堪其扰的小冯也选择了离开。
德治的具体政治主张,不同时代会根据不同历史条件而略有不同。如孔子针对礼坏乐崩状况而有君君臣臣主张,针对血缘继承而有任用“野人”贤能的主张,针对民众贫困而有百姓富足、富而后教的主张等。孟子则针对战国时期血缘继承而有尊贤使能的主张,针对民众贫困而有“制民之产”、使民众有恒产的主张,针对杀人盈野状况而提出反对不义战争等。孔子主张学习和克己结合起来进行修养,定位政治活动的实质和宗旨就是实现正义,方法是以身作则,推己及人;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58,注意到公平对于社会稳定的重要性、不公对社会稳定的破坏性。张载认为,“贫富不均,教养无法,虽欲言治,皆苟而已”59;主张以礼治国,“欲养民当自井田始,治民则教化、刑罚俱不出于礼外”60。张载认识到经济制度对治国的基础性作用,甚为难得;礼法相比,礼以修养为基础,强调自觉、自律,法则是强制性规范,没有自觉、自律,难免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法律条文成为具文。针对北宋政治高度集权、社会贫富不均等弊端,张载提出了井田说、封建论。过去人们习惯从国家统一角度,比较封建制和郡县制的得失,评定封建说;没有注意到张载封建制和井田制、宗法制一起,重点不在反对郡县制,而在反对君主专制独裁,批判贫富不均,希望通过土地制度、政治体制、社会制度的改革,追求实现公天下的德治目的。井田制是张载的核心经济主张。张载井田主张虽有特定历史针对性,但并非就事论事,而是他“语治则必期于三代”61的社会政治理想在经济制度上的落实。他说:“治天下不由井地,终无由得平。周道只是均平。”62实施井田的方案是:先将土地收归国有,而后分给农民,“先以天下之地棊步划定,使人受一方,则自是均”。原地主也“使不失其为富”,办法是“随土地多少与一官,使有租税”,让他们做“田官”,收1/10的租税;但这只是暂时,而非世袭,“及一二十年”,改为“择贤”任能。张载井田说的实质是民本思想,落实孔门“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63精神,通过让土地共有、耕者有其田,以确保社会公正、平等,抑制剥削和贫富分化。针对私天下的现实,在政体上,张载主张简政放权,与天下人共治天下,实现公天下,是张载封建说的宗旨。他分析说:“井田卒归于封建乃定。……所以必要封建者,天下之事,分得简则治之精,不简则不精,故圣人必以天下分之于人,则事无不治者。”“圣人立法,必计后世子孙”,如果是周公当政,固然可以治理好国家,但后来者谁有这能力?治国者完全不必要“纷纷必亲天下之事”。封建的好处还在于,“不肖者复逐之”,有众人监督,奸佞小人难以得志。西周封建解体,只是因为“朝廷大不能治”导致的结果。柳宗元等认为“秦不封建为得策,此不知圣人之意也”64。“圣人之意”就是抑私而扬公,抑不平而成均平。他猛烈批判后世“以天子之威而敛夺人财”的私天下行径。张载还提出宗法主张,作为社会建设的要点。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国家已经消亡,家庭还当存在。和睦幸福的家庭,总是财产公有,家庭成员恩爱有加,相互平等,忘我奉献,故可以将家庭看成“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原始形式。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应重视家庭建设,总结和弘扬优良家风,固本培元,以构建和谐社会。在资本的消极作用下,现实社会不稳、难安,和家庭这一社会危机“防洪闸”“诊疗室”未能发挥应有作用关系极大。既然重视家庭建设,对我国历史上的宗法思想理应重新评价。张载说:“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与立宗子法。宗法不立,则人不知统系来处。古人亦鲜有不知来处者,宗子法废,后世尚谱牒,犹有遗风。谱牒又废,人家不知来处,无百年之家。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65实行宗法的实质是利用血缘亲情和优良家风,抑制自私自利泛滥,小则传家,大可保国。因为“公卿各保其家,忠义岂有不立?忠义既立,朝廷之本岂有不固?今骤得富贵者,止能为三四十年之计。造宅一区及其所有,既死则众子分裂,未几荡尽,则家遂不存。如此则家且不能保,又安能保国家!”66所言甚为有理。因为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优良家风的传承是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基础、途径和重要方面。没有家庭优秀文化的传承,民族优秀文化传承只能是空中楼阁。故近代冯桂芬也力主“复宗法”,认为宗法是“佐国家养民、教民之原本”;乱民不是天生如此,源于家庭或宗法废坏,“不养不教”。本来,地方官员有教养责任,但“养,不能解衣推食”,“教,不能家至户到”;即使能够这样做,也“尊而不亲,广而不切”(《校邠庐抗议·复宗法议》),只有父兄亲、宗法切。宗法复,则盗贼、邪教、争讼械斗之事不会发生,保甲、社仓、团练之事可以推行,社会自然稳定。张茂泽,1965年3月生,四川广安市人。历史学博士,现任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德国图宾根大学访问学者,主要从事中国儒学史、中国宗教思想史、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研究。代表性著作有:《贺麟学术思想述论》《金岳霖逻辑哲学述评》《孔孟学述》《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论集》《中国思想文化十八讲》《中国思想学说史》先秦卷、《名学篇》等著作十余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