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者需要为企业的结果负责,也就是说,管理者的绩效是决定企业组织绩效最关键的因素。在企业中,管理者总是在迎接最大的挑战、承担最大的责任、产生最大的贡献,那么如何思考和提升管理者的绩效,将是企业永恒的命题。有一个很多人都耳熟能详的例子:“有人问三个石匠他们在做什么。第一个石匠回答:‘我在养家糊口。’第二个石匠回答:‘我在做全国最好的石匠活。’第三个石匠仰望天空,目光炯炯有神,说道:‘我在建造一座大教堂。’”德鲁克指出,最麻烦的不是第一个石匠,而是秉持专业精神的第二个石匠。很多管理者有一个误区,就是过于关注自己的专业水平和能力。在企业里面,我们能够遇到不少这样的人。如果和这些人打过交道的话,你会知道,这些人在需要专业支持的时候会给你非常好的帮助,同时,这些人也是最难打交道的一批人,如果和他(她)们沟通跨部门的问题或者稍微全局的问题,他(她)们会说:-​ 这些不关我的事-​ 我现在很忙,没空去琢磨你说的东西-​ 我的任务就是把部门里面的专业工作做好,其他事别来烦我-​ 我是搞设计的,为什么要懂市场的事情-​ 这些有上面的领导去考虑,你就做好你眼前的工作吧甚至上级领导给他(她)们派任务也会受到重重阻碍,由于专业人士的骄傲(往往是一种认知的局限),上级领导的任务如果被认为妨碍了工作专业性,不管任务本身是不是对整体绩效有帮助,往往都会被抗辩或阳奉阴违,在私下的圈子里甚至会被拿出来作为领导不懂专业的例子进行嘲讽,在企业中这是常见的现象。此外,企业内部为了专业化管理制订了很多制度和流程,尤其是大型企业和国营企业,每年都会发布制度,并要求各级管理人员提交各式各样的报告和数据,希望以此来提升管理的专业化程度,就实际的工作来看,其中只有大约30%左右是对企业绩效有帮助,而剩下70%的制度、流程、表格、报告不但直接提升了管理成本,同时不恰当地分散了管理者的注意力,大大降低了管理效率(大企业的风险内控非常有必要,但必须要强调顾客导向)。德鲁克说过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一家大企业的总裁买了一个小工厂,他将大企业规范管理那一套引入小工厂,认为这一套专业的管理控制程序会让小工厂省下很多钱。结果一年后,小工厂的利润被腰斩,尽管销量和产品价格都不变,但繁复的报表程序吃掉了一半的利润。本质而言,所有的专业都是一种壁垒,专业化的目的就是要建立起壁垒以提升企业竞争优势。但如果企业内部的管理者视专业为己任,而不是视绩效为己任,那么企业内部就会因为专业而形成阻碍效率的部门壁垒。因此,仅仅是强调专业水准和专业能力是不够的,管理者必须站在更高的位置上来看自己的工作,必须以共同的目标作为努力的方向。从干部评价的角度,除了对专业能力以及由专业能力带来的绩效进行评价之外,需要加两条评价标准:-​ 跳出画面看画(大局观)的能力-​ 换位思考(不囿于自身)的能力我在企业中推广一种对干部的考核方法,叫“重点工作考核法”,要求各级管理层反复思考自己对公司的贡献,从公司绩效的角度出发,琢磨两个问题:-​ 有哪些事情应该做但却一直没有做?-​ 有哪些事情不应当做而正在做?这种考核方法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让管理者从自身专业角度中抽离出来,真正思考公司对自己和所负责部门的要求,有助于上下级之间形成共同的目标,也有助于部门之间产生协作。除此之外,还有一种使管理者突破专业思维、协同作战的方法也被广泛使用,无论是在企业还是在政府组织。这种方法叫“横向协调机制”,在组织机构中体现为各类横向的委员会或任务小组。委员会制是传统的部门间协调的方式,委员来自不同部门,并代表本部门领导的立场就讨论的问题发表意见、提出合作方案,一般采取全体一致的方式决策或采用民主集中的方式进行决策。委员会制的问题是变成常设机构之后容易产生形式主义和官僚化。“横向协调机制”的第二种形式是以特定任务为核心,建立专门的任务小组,选调各不同部门的人员加入。任务小组富有弹性,特别适合处理综合、紧急、复杂的任务,任务完成即可解散。
某企业管理者:曾伟教授在欧博管理大课上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如何在工作中修禅,一共讲了四个方法。第一个方法是用行动卡住念头,用行动和念头赛跑,先行动起来,否则念念生念,害怕、烦恼都来了,行动就被挡回去了;第二个方法是用工作来保持专注,专注于当下正在做的事;第三个方法是用担当保持平等心,行动了就有对有错,有做得好的和做得不好的,不要逃避,要全部接受;第四个方法就是不取不舍,不执着于结果,不悲不喜,保持知道。第一点和第二点我还是能够理解,并且能够按照这个方向来做。但第三点对我来讲是一个瓶颈,在工作当中,觉知不够、关注不深给我也造成了很多痛苦,希望教授和师父能给一些开示,我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大愿法师:你对用担当保持平等心有困惑吗?请你说得细一点,你困惑什么呢?张总:就是工作时面对各种压力。大愿法师:你很难受,想逃避,还是觉得很开心?张总:觉得很难受,想逃避。大愿法师:对这种难受,你能保持平等心吗?张总:之前是保持不了的,现在比之前好一些。大愿法师:就是面对难受,你渐渐能保持平等心了。我非常欢喜和赞叹曾伟教授能结合自己的禅修体验、证悟,把这种鲜活的智慧传授给大家,让大家能在管理中运用这种鲜活的智慧和方法。我认为这非常好,曾伟教授做得也非常到位。 大愿法师:其实,用担当来保持平等心,我们要注意以下这么几个方面。第一,当我们担当的时候,尤其觉得有些难受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应该觉得很欢喜。因为难受这个点就是我们能力的边界、思维的边界,是你好不容易“找到”的一个修行的机会。管理就是修行,管理不靠知识,而靠修行。你得到了一次成长的机会,一次提升生命、拓展做事能力的机会,所以你应该觉得很欢喜、很喜悦。佛家讲要成就一定离不开“慈悲取舍四无量心”,很多人以为获得成就是从“慈无量心”开始修,其实不是,一定是从“喜无量心”开始修。“喜无量心”是成功的基石。人都有一颗趋乐避苦的心,如果我们能一直保持“喜无量心”,在战胜困苦、走过最艰难的时刻之后,你体会到的就不是一般物质刺激的喜悦了,而是生命境界拓宽以后的很宽阔的、很浩瀚的、不需要外在感官刺激的“喜无量心”。 大慧宗杲禅师说过一个偈子:“桶底脱时大地阔,命根断处碧潭清。好将一点烘炉雪,化作人间照夜灯。”“桶底脱时大地阔”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原来的思维是有局限的、有围墙的,像闷在一个桶里一样,如果你一直用平等心去承担难受,有一天当你豁然贯通的时候,原来的思维局限就被打破了,原来的能力就被提升了,这时你与整个世界就融为一体了。“命根断处”是指凡夫的烦恼、妄念被斩断除灭。你能够一直用平等心去担当,去承受的时候,你和整个世界就交融了,你生命的智慧就展现出来了。当一件具体的事情、一个具体的困难逼迫你的时候,此时的修行比你在禅堂里面把腿盘起来的修行要靠谱得多,要有力量得多,因为是一个具体的困境在逼着你。当你的妄念、烦恼、分别心都消失了,你的生命就透着一种宁静、清澈,像一潭碧水一样,生命的智慧就全然显露出来了,这时你自然就升起一种对众生的慈悲心。你也终于明白,众生执着虚妄的烦恼,只不过是他们自认为真的,所以还在那边受苦。“好将一点烘炉雪,化作人间照夜灯”,你体悟到的这种智慧,就像一点雪花落在烧着的炉子边上融化一样,化作了人间的照夜灯,照亮了世间。 所以,要保持平等心,你首先要知道一切都是如幻显现。例如,你照镜子,看到镜子里的自己就赞美自己这样好,那样好,然后再反过来批评自己,直到你能保持平等心为止。这时你再看一下镜子里面的人物,你就知道镜子里面的人是虚妄的,镜子里面的人不知道自己是虚妄的。所以,镜子外的人是觉,镜子里面的人是无明。事实上从我们生灭的本源来说,一切都是生灭本源的显现。眼下的我是无明,那个生灭的本源是觉,要从这个角度来保持平等心,要用担当来保持平等心。 第二,我想跟大家说说禅门里面的“无上心法”。你能够用担当来保持平等心,在实践之中你能有担当一切、接受一切的心胸,你就接受了你完整的生命。当你不能担当而逃避的时候,你就逃避了你某一部分的生命,事实上你就活得不完整了。这是一个直截了当能够证悟成佛的修行方法。 第三,其实管理禅跟禅的实修方法无非就是四句话:破初关,破重关,破牢关,破法身。简单说来就是:得个入处,知个出处,明个用处,证个了处。证个了处就是大彻大悟,禅师能够大彻大悟,一定是从得个入处开始。怎样才能得个入处?不是凭大脑想就能得个入处,得个入处一定是在担当一切之中,甚至有时面临的困境很大,自己要用寻死的心活着,要有这种担当的勇气。完全没有逃避而是迎着困难上去,用担当来体现你的平等心,你就完整地接纳一切。修行也好,管理也好,一定是从完整地接受一切开始的。这个世界是本然而不是因然,不是你想象它怎么样它就会像你想象的那样呈现。当你逃避问题、困难的时候,都是在逃避你的心,逃避你不能接受的那部分生命,所以你的生命活得不完整。生命活得不完整,生命能量就会流失就会分裂,这是最紧要的,得个入处从这里开始。 怎样得个入处我还有更浅白的四句话:不立一法,不舍一法,有法皆立,无法不破。事实上,“不立一法”就是你心里面没有一丝一毫的杂质,没有一丝一毫的执着,没有一丝一毫的成见。老师在课堂上跟大家讲了这么多,大家当然要去实践要去用,但你不可以执着。你如果执着,就是给自己砌了一道无形的围墙,你的思维就受局限了。所以,“不立一法”就是对一切不执着,这时你才可以把你一切的成见全部清空、归零,你鲜活的智慧才会涌现出来,才会与道相应,这是得个入处的方法。释迦摩尼佛传法有个偈子:“法法本无法,无法法亦法,今付无法时,法法何曾法。”这四句话就把我刚刚所说的内容概括了,“法法本无法”是“不立一法”,“无法法亦法”是“不舍一法”,“今付无法时”是“明个用处”,“法法何曾法”就是“证个了处”,就是无法不破。所以,心甘情愿、死心塌地去担当一切而同时保持平等心,这就是得个入处,这是真正让你开启生命智慧的妙法。 曾伟教授:我解一解师父这四句话:“得个入处,知个出处,明个用处,证个了处。”首先我想问大家,愿意跟着师父、跟着欧博修行的举手,不愿意修行的举手。不愿意修行举了手的都是白举,因为你已经在修行了,你哪里逃得了修行?我把师父请到这里,不是让你修行,因为你已经在修行了。只不过是你自己修自己,还是别人在修你,是自修还是他修的区别。谁能告诉我:“我这人不存在自修,我从不修,别人也修不到我,谁能奈何得了我?”有这样的人吗?没有。 我曾经遇到一个老板,他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假如我的心量小一点,我死一万次都够。”这是一个澳门来内地投资的老板,他是美的公司的一个大供应商。这样的老板都在被修,所以人人都在修,个个都在修,谁也逃不掉。中国人对孩子的态度是:女孩要富养,男孩要穷养。如果是男孩,你生下来你爹要修理你;如果是女孩,你爹不修理你,谈恋爱的时候你男朋友就修理你了,结了婚以后他整天修理你。所以,你整天要问他:“爱不爱我?”他修得你整天牵肠挂肚的。 我现在把师父请过来,只有一个目的:我们都是运动员,都在修行中,只不过是得要领和不得要领的分别而已。盲修瞎练,修到老修到死也一事无成,结果带着愤恨离去。就像我们到山上禅修,有的人不得要领,有的人在假修,10天过去了,什么都没有得着。有的人掌握了要领潜心修,修得很到位,10天下来收获很大。所以,不存在修不修行的问题,只存在修行的要领你掌握没掌握的问题。我们在山上禅修的时候,师傅讲了内观禅的两个要领:一是觉知,二是平等心。今天师父讲的这四句话是修行的路径,师父告诉我们这条路怎么走:第一,修行一定要知道入处在哪里,就是通过什么方式来修。是跑到庙里修,还是在世间修。在世间怎么修?是通过做管理来修,还是通过当老板来修?是通过老公来修我,还是通过老婆来修我?是通过爹妈来修我,还是通过员工来修我?是通过赚钱来修我,还是通过工商局、税务局来修我?你可以选,选你喜欢的一种方式,这叫“得个入处”。入处就是你觉得对你合适的修行方式,就是你觉得从哪里来修比较合适你。我们做老板、做管理的人一定要明白,我们的入处就是在管理实践当中,让那些和我们打交道的人天天折磨我们,以此来替代在山上盘起两条腿让坐垫折磨。因为你总是要遭折磨的,因为你有业力,逃不掉。你别以为刻意去出家就逃避了,错!你在世间没有修好的东西,你在庙里你得一一修好最终才能有成就。我经常说庙里的师父是修行道上的特种兵,我们只不过是普通兵。普通兵没当好,当特种兵就还不够格。所以,我们以后在生活中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老板,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员工,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客户,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供应商,都要记住师父讲的话:我们吃这一碗饭,干这一行,所有打交道的人就是我们的训练师。师父讲的戒师就是训练我们的人,遇到这样的人,我们要带着感恩的心去看他们。我就是这样想的,所以我心里没有障碍,现在五十多岁,我活得很阳光,不管遇到什么我都觉得挺好的。我会这样想:你又把我修了一次,好过我自己折磨自己。我自己对自己下不了手,别人对我下手是个好的入处——我就得了一个入处。 “知个出处”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要知道最终你要修成什么。大家最终要修成什么?在极乐中工作,在极乐中赚钱,在极乐中办企业。生活当中充满了欢喜,不管你遇到什么都不烦。大家最后要修成什么样子?对很多小老板来讲,第一是要修成一个大老板,一个很赚钱的大老板,不要做大了不赚钱;第二是很幸福;第三是不乱来,老婆不担心你,孩子人格没问题。很多企业老板做大了,社会形象很高,但在孩子心中的形象没有了,孩子人格出问题了。父亲不像父亲,母亲不像母亲,孩子吸毒进监狱,这是最大的失落。所以,“知个出处”就是你要知道你修行最终想达到什么目标,这个出处不要以你最终赚到多少钱为目标,要以你生命的完整、完满为目标。 “明个用处”就是你在做的过程中,感觉到你修的一切对你很有帮助,这样你才会越修越来劲。不要修了半天你觉得忍辱负重,对你的工作、对你的企业都没有帮助。我们欧博的觉知系统有很多做法,这些做法就帮到了企业。 “证个了处”,意思是你最后无牵无挂,没有障碍,把苦都放下了,把烦恼都放下了。所以,我想从现在开始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想一想从哪里入,从哪里出,怎么去用,怎么去了。到最后死的时候不了也得了,那叫不了了之。 
很多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本身并没有想清楚,是看别人转自己也要转,但没有真正的洞察到自身,没有找到转型内在的初心(源动力),转型往往容易一遇到问题、困难、波折,就半途而废。因此,企业数字化转型,更应将视角看向企业内,包括企业目前所处的行业、企业目前的发展阶段、企业的优势与短板,约束公司战略与持续发展的瓶颈等。我自己喜欢用四个三角形来看企业。企业框架三角形:赛道、赛车、赛手战略控制三角形:客户、产品、成本经营状态三角形:经营者、资本市场、专业顾问企业治理三角形:人治、法治、心治企业框架三角形,将企业经营的要素比喻为赛道、赛车与赛手,一个企业至少要在一个维度上占尽优势,就可以发展,要么赛道好,风大到把猪都能吹起来;要么赛手牛,什么市场环境下都能游刃有余,要么赛车好,什么市场环境什么人来,企业的机制都能确保经营能持续下去,看清楚企业框架三角形,就能有效的补齐其它短板。战略控制三角形,在企业战略的业务设计中都会明确企业核心竞争优势是靠客户亲密,还是产品卓越,还是成本领先,一个企业要生存发展,这三个要素也是至少要有其一,才能立足市场。哪个要素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是企业在战略的业务设计中需要根据自身情况和行业竞争态势来选择的,甚至带有企业创始人的秉性,看清楚企业战略控制三角形,在一定程度就能感知到企业的“基因DNA”,转型中就能清楚哪些能转,哪些不能转。经营状态三角形,是从经营者、资本市场、专业顾问的角度看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与未来发展趋势,这个三个视角看企业是有差异与侧重点的,经营者关注当前的运营情况,反映企业当前运营的结果与状态;资本市场更侧重看企业的未来,是对未来预期的综合判断;而专业顾问更多看企业管理体系,是对当前管理水平、问题、短板的揭示。三个不同视角能很好的洞察到企业的现在与未来。企业治理三角形,是从企业管理治理的角度看企业发展阶段下管理文化,是依靠创始人或高管的人治,那么企业主要还是靠赛手的眼光的魄力,或依靠管理体系的法治,谁来管,底线都在,不会出格,也不会有大风险。心治,是靠企业的文化与价值管来达到无为而治,这是东方管理哲学中的一种理想。借鉴经济学中的不可能三角(Impossibletrinity)原理,任何一个企业,不可能在三角形中每个角都是长板,通过这四个三角形,可以洞察到企业靠什么运营、靠什么管理、靠什么竞争、未来的状态可能是什么样,从而能更好的识别数字化转型,该转什么、不该转什么,什么时候转,以在有限的时间、有限的资源,面对特定的行业,如何转型能取得更大的发展。无论采用什么模型去洞察企业,往往企业家本人是行业与企业最了解的人,因此,对数字化转型一定有企业家自己的初心,我在帮助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项目,我会首先问企业家两个问题:“睡不着的时候想的事儿(痛点)”“睡着了的时候想的事儿(梦想)
定制家居,是立足于空间与功能向家装的基装端衔接的角色。而成品家具,是立足于功能与装饰向家居美学衔接的角色。定制家居在对空间的利用、家具功能的演绎上,从产品研发、产品整合到销售展示,都在突飞猛进的进步,致力于让终端展示的所见变为消费者家里的“所得”。而成品家具随着这么多年的发展与累积,在产品美学的终端呈现上越来越完善,但仅仅是停留在自身的销售展示环节。消费者的消费观念在不断升级,从通用化的功能产品消费,到个性化的定制产品消费,到家居美学装饰的需求。一站式采购、一步式服务、一体化设计的全方案解决,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企业作为新商业模式的突破口,因为家居行业单一的产品提供已经很难满足这些日益升级的消费市场。未来家居行业商业模式落地的3个核心是:基装、定制家居、软装。从这里可以看出,定制家居与成品家具将会合二为一成为定制家居板块。定制家居与成品家具产品融合具体的思路是:产品+空间定制+成品化装饰。定制市场的主流品牌的主流做法是:用精准获量把成品的优势基因发挥出来,用“定制成品化”的特殊路径实现独特全屋体验,“定制成品化”不是把定制产品做成成品,而是让定制能最大化融入成品,最终能够领导成品实现未来全屋的模式。做宽度和广度对于中端和准中端品牌的产品是实用的,但对于准高端和中端产品,做深度和准度更实用。定制成品化的核心要素包括以下四点:1.颜色面料成品化中高端产品以实木居多,定制的主体面料一定以成品市场的主流木色为主,比如乌金木、胡桃木、花梨木、橡木等,木纹木色高仿真要达到与中高端实木成品的程度。2.风格成品化相对于定制主流品牌的产品风格模糊来讲,要做风格精准设计。风格是品位的外在表现,做工是品质的内在基础。3.模块成品化定制系统化、模块成品化也是标准化的核心,标准化是企业制造效率的基础,同时模块成品化对于提高应用设计和沟通销售效率也有帮助。4.工艺成品化工艺是产品的基因,对外体现造型和做工,对内落地设备布局、人工结构。产品融合,是未来!融合的背景下,定制成品化是家居行业已经看见的未来。
贴牌产品和厂家正品究竟有些什么区别?从厂家和经销商的角度应该注意哪些事项?我们下面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1.主流和非主流的差异所谓正品就是厂家的主导产品,是厂家自己在运作的产品,例如五粮液集团的五粮液、五粮春;泸州老窖的国窖1573、泸州老窖特曲等都是厂家直接操盘运作的主流产品,而且这些产品的成功是厂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是能够给贴牌产品带来直接利益的关键节点。没有这些厂家主导产品的成功,贴牌产品就失去了呐喊的根基。因此主流和非主流的差异作为贴牌产品一定要明白,哪怕你因此暂时盖住了主流产品的光芒,但最终结果绝不会功高震主,贴牌产品会回到它应有的地位。五粮液集团众多的贴牌产品,例如浏阳河、京酒、百年老店等,没有一款产品的销售能够超过正品五粮液的销售。  非常有趣的是,随着这两年茅台影响力逐步超越五粮液,五粮液旗下的贴牌产品明显比茅台旗下的贴牌产品发展乏力,这就是规律。  2.贴牌的补位角色  汾酒前几年的发展得益于对五粮液OEM品牌的深度学习。在山西一个省,汾酒集团推出的贴牌产品数量不逊于五粮液集团的全国性贴牌产品。因为这种贴牌策略,山西市场上几乎有一点点实力的经销商都成了汾酒的贴牌商,对经销商的渠道网络来说,汾酒将这一策略可以说是做到了极至。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汾酒贴牌产品泛滥并且疏于管理导致自己终于尝到了苦果,2007年下半年开始危机逐渐显现,到2008年就有些溃不成军的趋势。汾酒犯的最致命的错误就是,错将贴牌当主流而忘掉了贴牌产品的补位角色定位。  消费者是有感觉的,虽然你一开始搅浑市场时消费者感觉不到,但时间一长消费者就能够分别了。当消费者用拒喝投票时,就到了贴牌产品日落深山之时,处理不好形成对主流产品的拖累就会损失巨大。为什么五粮液集团前几年要搞“1+8+9”(1个世界性品牌,9个全国性品牌,8个区域性品牌)策略?这是五粮液集团看到贴牌泛滥带来的风险而采取的应对措施。  3.价格段位的把控  主流产品在选择贴牌产品时一定要控制好各自需要面对的价格区间,不要挤在同一价格区间搞窝里斗。泸州集团在这方面就有些混乱,开发了许多带“泸州”字号、甚至“泸州老窖”字号的贴牌产品挤在同一价格区间混战,带给市场和消费者混乱的感觉,影响了品牌形象,在某些市场甚至成为消费者抵制消费的主要原因。  用主流产品的品牌名做贴牌产品,尤其要注意控制价格区间的混乱开发,譬如五粮液就要慎重开发带“五粮”字号的贴牌产品以免稀释主流产品的品牌含金量。可以重点开发类似浏阳河、京酒这样与主品牌名毫无关联、只借用品牌或企业背书性质的贴牌产品。  4.多开发区域性贴牌产品  区域性贴牌产品的开发一是要限制经销商的经销区域,二是能够有效控制货物之间的流窜,保护贴牌区域二级渠道的利润。许多贴牌商在运作贴牌产品时都抱着捞一把就走的心态,这种态度做市场最终的受害者就是主流产品,因为贴牌商可能赚了钱就“洗脚上岸”,但主流产品靠这个谋生,还得在市场上长期坚持下去。如果不注意自己在渠道商心目中的形象,渠道一旦倒戈,主流产品也会受到拖累!  区域性贴牌产品的发展节奏上,一是要控制开发的产品数量,同一品牌最多不超过4款产品并且要有有效的价格区隔;另一方面要控制参与的经销商数量,在一个贴牌产品未真正起来之前慎重开第二家贴牌商,即使要开发也要区别贴牌产品的品牌名,不能搞同样的品牌名损害前期市场贴牌商的利益。许多厂家要学会约束自己,当然,贴牌商在与厂家合作时也可以在合同里明确这一点。  5.贴牌产品的定位要清晰做贴牌产品的经销商在分析清楚自己的优劣势后要选择适合自己发展的贴牌产品,是借力品牌的名称,还是注册自己独立的品牌?是跟全国性大品牌合作开发贴牌产品,还是找当地畅销厂家合作开发地产贴牌产品?这些问题一定要仔细分析。从目前趋势来看,地方经销商与地方厂家合作开发贴牌产品,成功的可能性相对其他方式大很多。除非你的实力足够强大,大到在自己的区域市场上可以不用考虑别的品牌对自身的影响,否则与地产品牌合作应该是目前这个环境下比较合适的选择。  贴牌产品的经销区域要控制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不要盲目向外拓展,要像正品一样形成自己的根据地市场。很多贴牌商经不起利益诱惑短时间把市场铺得很大,等发觉情况不好想抽身时却已经陷入两难:想收缩太难,不收缩又会让利益受损。因此清晰的定位非常重要。  这个世界上谁也不能一口吃成大胖子!  6.学会整合正品的市场和社会资源正品能够有今天的地位,一定积累了非常丰富的市场资源和社会资源,这些都是贴牌产品最需要借用的。例如广告投入、人力资源、酒店进场协调等。与地方厂家合作更容易充分调动这些资源,减少许多不必要的投入,少走弯路,缩短市场启动时间。前面说到的刘老板就是一个充分借用地方厂家资源的典型。正品和贴牌产品没有谁好谁坏之分,只要厘清各自扮演的角色,各司其职,就能相形益彰,共同收获来自市场的果实。正品做得越好,对贴牌产品的拉动作用就越明显;而贴牌产品越成功,反过来又会给正品加分,帮助厂家做大市场,挤占份额。关键是不要盲目混战,不要做短期生意,做好各自的长远规划。
 火车在荆楚大地上疾驶。  穿行过李贽故地麻城的列车的滚滚车轮声,使我似乎恍惚地置身于中国历史的时间隧道之中,使我又一次回到了三十多年前“文革”中那场所谓的“批林批孔”“尊法批儒”运动的场景:震耳欲聋的扩音器的大喇叭里在歌颂着李贽的光辉事迹,遍地林立的“大批判专栏”上绘有李贽夺目的画像,人手一册的宣传资料中触目可见李贽讨伐孔子的言论。也正是在这场风靡全国的“批林批孔”“尊法批儒”运动中,国人第一次如雷贯耳般听到了李贽这一响亮的名字,也第一次知道了在中国历史上,李贽是首屈一指的“法家代表”,是最为无畏的“反孔英雄”。运用举国一致的强大的宣传机器,李贽这位早已被今人遗忘的历史人物,几乎在一夜之间迅速走红,他的声名传遍大江南北,成为国人心目中的一颗耀眼的思想明星。  今天中国的年轻人也许已完全无从知晓这段尘封的历史,但是我却相信,现代中国学术界的学者们对之一定是记忆犹新。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以其学术赤裸裸地被政治权威所绑架的粗暴行径,它乃为中国历史上所上演的一场鲜有的学术闹剧,以至于人们毫不怀疑,即使李贽九泉之下有知的话,这位思想的独行者也会为之啼笑皆非的。要知道,他从来反对人作托庇于政治权势的“辕下驹”,也一贯拒绝自己是所谓的“说法教主”,无论这种教是为统治者说法的所谓的“儒教”,还是为其他皈依者说法的所谓的“道教”和“佛教”,遑论把其目为是所谓“法家学说”那种“刑名之术”的代表。  然而,虽然这场运动给李贽戴上所谓“法家”的桂冠,但这完全是一场学术闹剧,以愚之见,它以学术的名义所提出的一个尖锐的思想史问题,却仍值得今天学者们认真思考。这一问题就足,就其思想谱系而言,我们如何为李贽学说的性质定位,我们到底应把李贽的学说视作是中国古代何种学派的思想代表,尽管李贽学说的学派性质在今人看来是那样的扑朔迷离,尽管李贽的学说以其鲜明的反体系、反传承的色彩,从来就反对使自己依附于业已不易的“一定之说”和万变不离其宗的宗传祖述之道。  这与其说是从事一种教派意义上的“判教”,不如说是从事一种思想脉络之梳理的“源流考”。正像任何学说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一样,李贽的学说亦不例外。而一旦我们对李贽的学说从事这种追本溯源的工作,我们就会发现,“文革”“尊法批儒”中把李贽学说定位于“法家学说”这一说法,虽不无学术理论上的武断和粗暴,却以其部分的合理性也不失为一种“歪打正着”。  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们首先回到李贽的学说的真正的思想源头。正如笔者一直强调指出的那样,这一源头既非是宋明理学所守之甚笃的“理”之道,也非为阳明心学所大力倡明的“心”之道,而是由泰山学派率先揭示的,那种古老的《周易》中坚持“万化根乎身”的“身”之道。一旦把这种“身道”确立为李贽学说的思想源头,一旦把李贽视为是这种“身道”的忠实传人,其带给我们的不仅是李贽学说面目的真正澄清,也同时使该学说与法家学说之间的深隐的勾连得以彰显和揭明,因为在中国历史上,法家学说同样不失为一种旗帜鲜明的“根身性”的理论,并且以其对身体的激进肯定,实开中国历史上身体之“原罪”颠覆的真正先声,虽然(正如稍后我们将指出的那样)其对身体的理解更多地停留于一种纯粹生物学的水平。  法家学说之“根身性”,突出地表现为其对身体的自然欲望的前所未有的高度肯定,以及由此而推出的由荀子率先揭橥,并为韩非子所集其大成的所谓“性恶论”理论。关于所谓“人性”,荀子写道:“生之所以然谓之性”,270“不事而自然谓之性”。271那么,这种生而自然、不假人为的人性的内容又是什么呢?荀子告诉人们,其就是“饥而欲食,寒而欲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这些人固有的属性。272荀子认为,这些属性作为一种人皆有之的天赋的东西,乃是无间圣愚的,乃是“禹桀之所同也”。273这样,对于荀子来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这一普遍主义的“性恶论”结论的推出,274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此即荀子所谓的“人情甚不美”:“人情甚不美,又何问焉?妻子具而孝衰于亲,嗜欲得而信衰于友,爵禄盈而忠衰于君。人之情乎?人之情乎,甚不美!又何问焉?”275也即荀子宣称,人有了老婆就开始失孝于父母,人满足了欲望就开始失信于朋友,人得到了高官厚禄就开始失忠于君主,这就是现实的人情、现实的人性!而这些触目皆是的世态炎凉,不正是人性本恶而非善的雄证吗?  人们看到,如果说作为儒法过渡性人物的荀子,虽提出“性恶”但同时又提出所谓“化性起伪”、提出所谓“性伪合”,而使其学说尚具有一种人性的“罪感意识”、尚与性恶保持一定距离的话,那么,韩非子则毫不踌躇地沿着自然主义的人性方向愈走愈远,而把这种“性恶论”学说发挥到了极致,并使之成为其整个法家理论赖以支持的坚实基石。  一方面,和荀子一样,韩非子宣称世间的一切人都是自私自利的。以推销产品为营生的工商业者自不待言。制作棺材的巴不得人人都早点去死,制作车子的则希冀人人都大富大贵,这并不意味着前者“贼”而后者“仁”,只能说明二者都以赢利为自己人生目的。276雇主与被雇者之间亦如此。雇主千方百计地善待被雇者,被雇者则不遗余力地为雇主卖苦力,此问关系并非可用“爱”字一言以蔽之,而是皆出于一种“自为心”的考虑。277君臣关系也不例外。双方是一种“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的“君臣相市”关系,这里并无所谓的“君臣之义”,存在的只是“计数之所出也”这一锱铢必计。278即使在夫妻之间乃至父母与子女之间,人类也难以逃脱这一“经济人”铁律的摆布和规定。关于前者,韩非子讲,一个卫人的妻子之所以向上天祈祷恩赐自己得到百束布,而不愿意要求得到更多的东西,是由于“益是,子将以买妾”,也即由于得到的东西愈多,其丈夫就愈有钱来添置二房这一心存的警惕。279关于后者韩非子讲,有一个地方流行着一种“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的习俗,为什么做父母的会向自己的亲生女儿痛下毒手?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女子是人所谓的“赔钱货”,其同样是“虑其后便,计之长利”这一无所不用其极的“计算之心”的必然产物。280  “父母之于子也,犹用计算之心以相待也,而况无父母之泽乎!”281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尚且如此,其他人之间的关系更是可想而知了。故在韩非子的笔下,人类社会并非是一种“怀仁义相接”的社会,而俨然为一种“上下交征利”的社会;同理,该社会并非通行的是所谓的“大公无私”的原则,而是“自私自利”的原则的充斥和风靡。于是,这使韩非子像坚持“人和人像狼一样”、坚持人不过是“经济动物”的西方近代利己主义学说的鼓吹者那样,以一种如解剖刀般的锐利眼光,一览无余地为我们洞揭开了一直被隐蔽的另一新的人性的世界。在这个新的人性世界里,真正的人已不再是德接天地、无比高尚的古圣人,而是打上兽印的不无卑鄙的今之小人。在这个新的人性世界里,人们已不再放言高论什么“人皆可以为尧舜”、什么“涂之人可以为禹”,而是肆无忌惮、毫不讳言地公开宣布:人是自私的,人就是自私的。  另一方面,韩非子不仅坚持自私自利乃为人性的既成事实,而且还进一步肯定了其存在的积极而合理的意义,而把其视为是“明主”的治道所赖以推行的不可或缺的“治资”,并最终导致了他以趋利避害的人性论为基石的所谓“法治理论”的推出。这使韩非子的社会学说既不同于荀子的“化性起伪”、尚为传统“礼治”保留一席之地的社会学说,又与孟子的那种所谓“上下交征利,则国危矣”这一激进的反功利主义的社会学说迥异。此即韩非子所谓的“鳝似蛇,蚕似蠋,人见蛇则惊骇,见蠋则毛起。然而妇人拾蚕,渔者持鳝,利之所在,皆忘其所恶,皆为贲诸”,282此即韩非子所谓的“富贵者,人臣之大利也。人臣挟大利以从事,故其行危至死,其力尽而不望。此谓君不仁,臣不忠,则可以霸王矣”,283所谓的“明主知之,故设利害之道以示天下而已矣。夫是以人主虽不口教百官,不目索奸邪,而国已治矣。”284  也就是说,对于韩非子来说,我们是无须乎像侈谈“仁义”者那样去妄论什么“去利”的,利不独不可去,相反,对利益的渴望恰恰为下至百姓上至百官的人生追求和事业成功提供了最重要的生命动力,对利益的竞相追逐恰恰是“明主”可资利用的一种东西。只要我们善于因势利导,我们就可以把众人的“私利”变成人主的“大利”,把社会用相取胜、人欲横流这一看似无序的“悖乱”,导向社会统治者所需要的不无合理的“治道”。这样,在韩非子的学说里,其不仅为我们民族第一次打开了人性上的“潘多拉的盒子”,使被礼教久久压抑的贪婪的人欲像火山一样喷薄而出,而且还“勇于造道”,为社会治道公开贴上“利益原则”的标签,使传统的通过礼仪教化来实现的传统所谓的“王道”,一变为通过利害关系来调节的新时期所谓的“霸道”。从中我们似乎看到了孟德维尔那种个人劣行即公共利益的“蜜蜂的寓言”,看到了爱尔维修那种以自私实现公义的“合理的利己主义”,看到了亚当·斯密那种视利益原则为社会杠杆的“看不见的手”的主张。所不同的是,如果说在西方历史上,这种唯利主义的社会政治学说殆至近代才开始出现的话,那么,在中国历史上,该学说为洞明世事的韩非子所先揭,这只“看不见的手”早在先秦之际就已经捷足登场,并开始长长地伸向我们民族的心脏了。  同时,也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李贽的学说与韩非子的学说的暗通款曲之处。作为泰州学派思想的忠实传人,作为中国古老的《周易》之身道率先发明者,李贽与韩非子一样,在其学说里对传统的性善论给予了彻底颠覆,对身体固有的生物欲望给予了破天荒的肯定,再次为我们恢复了一直被目为罪恶的人之“自私自利”的天赋人性。众所周知,程朱理学所讲的“天理人欲之辨”实际上是“公私之辨”,即使李贽先师的王阳明的心学,由于主张从一念发动处克去“私欲”,主张以所谓的“万物一体之仁”为念,同样也使其学说以“破私立公”为人性箴言。与之小同,李贽则讲“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285并把一切所谓的“无私之说”,皆视为是一种“画饼之谈,观场之见。”286为此他举例说,“如服田者,私有秋之获而后治田必力;居家者,私积仓之获而后治家必力;为学者,私进取之获而后举业之治也必力”,287如此等等,无一不是“私”的体现。  故而,基于对“自私自利”这一人性的肯定,他把好货、好色、多积金宝、多买田宅为子孙谋,博求风水为子孙福荫,诸如此类世间的一切治生产业等等,称为圣贤之“真迩言”;288他把讲修齐治平的儒学的《大学》,视作是一部“明言生财有大道”的人类经济学的专著;他把曰“视富贵如浮云”的孔圣人,还原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这一人生主张的身体力行者;289并且他还把那些开口“尔为自己,我为他人;尔为目私,我欲利他”的当今道学家们,彻底打回了“种种日用,皆为自己身家计虑,无一厘为人谋者”这一原形,290认为相形之下,这些道学家们反不如“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的那些市井小夫,“作生意者但说生意”的那些生意人,“力田作者但说力田”的那些种田者其言之“凿凿有味”,而令人听之忘厌。291此外,基于对“自私自利”这一人性的肯定,针对汉儒董仲舒的“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观点,李贽说“天下曷尝有不计功谋利之人哉”,292提出“夫欲正义,是利之也。若不谋利,不正可矣。吾道苟明,则吾之功毕矣。若不计功,道又何时而可明也?”293并且就朱熹对南宋著名功利主义学派代表人物陈亮的“义利双行”的批评,李贽不仅不能苟同,且写下“胡说”二字予以迎头痛斥。294  此外,进一步地,正如韩非子认为个人对私利的追逐不惟不与社会统治的治道冲突,其反而可以因势利导地转化为社会统治的治道一样,李贽亦如此。他把个人的私利与社会的治理打并归一,从中使一种中国古老的无为而治的社会理想得以落实和确立。这就是他所说的“夫以率性之真,推而扩之,与天下为公,乃谓之道。”295此处所谓的“率性之真”,已并非是理学家心目中的那种与人的私欲为敌的“天理”之理,而恰恰是那种发乎情性、顺乎自然,和不可矫之、不可抑之的人的私欲。故李贽写道:“寒能折胶,而不能折朝市之人;热能伏金,而不能伏竞奔之子。何也?富贵利达所以厚吾天生之五官,其势然也。是故圣人顺之,顺之则安之矣。”296在这里,李贽不仅强调人之趋利避害之不可“折”、不可“伏”,而且认为以其“厚吾天生之五官”的性质,它恰恰体现了我们势不可遏的人之天性,对它我们只能顺任其自然,顺任其自然天下则安之、则治之。故李贽所理想的社会,乃是一个“有德者隆以虚位,但取具瞻;高才者处以重任,不问出入。各从所好,各骋所长,无一人之不中用”的社会,297乃是一个“只就其力之所能为,与心之所欲为,势之所必为者以听之,则千万其人者,各得其千万人之心,千万其心者,各遂其千万人之欲”的社会,298乃是一个“夫天下之民,各遂其生,各获其所愿有,不格心归化者,未之有也”的社会。299在李贽看来,在这个社会里,虽不失有“强者弱之归,不归则并之;众者寡之附,不附及吞之”这一“强凌众暴”,300却以其“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精神深契虽圣人弗能违的天道;在这个社会里,社会的统治虽“不见一丝作为之迹”,却可以“自享心逸日休之效”,301而真正实现古圣人的“无学无术”的自然无为之道。对于李贽来说,这种自然无为之道,以其“好恶从民之欲,而不以己之欲”的性质,恰恰就是古代社会那种“自齐不待别有以齐之”的“礼”。302  因此,在李贽的学说里,我们毋宁说看到了在其一千多年前的韩非子的思想再次的复活。他和韩非子同样都不无激进地坚持自我的生物欲望的合理性,他和韩非子同样都试图以这种自我的生物欲望为基础、为杠杆,构建一种中国式的“看不见的手”的社会治理理论。同时,正如韩非子把时儒的道德说教视为“以尘为饭,以涂为羹”的纯粹儿戏,视为“滥于文丽而不顾其功”的文饰之具一样,李贽也对后儒的假仁济义的行径皆尽嬉笑怒骂之能事;正如韩非子一反先王之“王道”,而对后王之“霸道”备为顶礼一样,李贽也之于“五霸之力”“战国之宜”给予了破天荒的首许;正如韩非子强调社会发展以“耕战为本”一样,李贽也对孔子的“足食足兵,民信之矣”的思想给予高度肯定,303不仅坚持“民以食为天”,304而且视范仲淹所谓“儒者自有名教,何事于兵”的观点为迂腐之论;305并且正如不无孤愤的韩非子不甘与世同腐,而以社会的“兴利除弊”为己任一样,李贽这位愤世嫉俗的“老愤青”也对社会的沉疴积弊痛心疾首,“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地为古往今来的社会改革家歌功颂伟,他们当中,既包括为史家所不齿的商鞅、王安石之流,又包括今天墙倒众人推的张居正等人。  走笔至此,我们应该相信李贽的思想与韩非子的思想,二者之间并非自属两路,而是确有若合符节之处;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李贽在其《老子解》的序中,写下了“予性刚使气,患在坚强而不能自克也,喜读韩非之书”,306坦言他对韩非子的著作备为倾慕。然而,这一切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完全无视.二者之间思想上的巨大差异,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像“批林批孔”“尊法批儒”运动中的御用文人那样,把李贽直目为中国历史上“新法家”的代表,而将其思想不作区别地完全纳入“法家”的轨道。  实际上,正如李贽的思想与韩非子的思想之间存在着惊人的一致一样,二者的风马牛不相及之处,也是那样的彰明较著并为人们所有目共睹。下面,让我们和读者一起,来看看二者之间到底存在着哪些不可同日而语之处。  首先,就对人性的理解来说,虽然李贽和韩非子一样,力辟迂儒的“性善说”,并前所未有地恢复了自我生物欲望的“恶”在人性中的地位,但却并未因此流于一种新版本的“执于一定”的人性论学说,而是一种所谓的“无善无不善”的人性论为其理论归宿。故李贽一方面提出“虽圣人,不能无势利之心”,另一方面又宣称“虽盗跖,不能无仁义之心”;307一方面强调“私者人之心也”,另一方面又讲“若无此一点情,便是禽兽”,308火力提撕两人世界的无私无我的人间真情,以一种极其鲜明的唯情主义的价值取向,而与韩非子所谓“用法之相忍,而弃仁人之相怜”,309所谓“伤恩薄情”的人性主张形成鲜明对比,并使一切把李贽学说目为利欲熏心、目为“新厚黑学”的观点都显得是那样的牵强。  再以社会思想为例。尽管李贽和韩非子一样,亦把个人的私利与社会的治理打并归一,并试图建立一种中国式的“看不见的手”的社会治理理论,但在社会治理的终极目的上,两人的取向却迥然异趣。如果说韩非子借以旨在最终实现人主一人一家之私利,旨在满足君主统治的唯我独尊的权力的话,那么,李贽则借以旨在使一种人人之“各遂其生、各获其愿”的社会得以建立。故如果说韩非子的社会治理理论实际上是一种通向权力话语的君本主义,并最终使自己的学说成为中国古代政治专制主义的思想先驱的话,那么,李贽的社会治理理论则始终对这种权力话语的君本主义敬而远之,避之犹恐不及,体现为一种对之消解、与之对立的民本主义乃至人本主义,并最终使自己的学说代表了前现代中国之于个性解放运动的热切呼吁。这也为我们说明了为什么韩非子的社会学说不仅讲“赏信罚必”的“法”,还讲“权重位尊”的“势”,其所谓的“抱法处势”理论最终是以护卫君主不可凌越的权势为其归依,而在李贽的社会学说里,其则讽“奴才”,讥“舐痔之臣”,讲“君臣以义交”,310视“社稷为重君为轻”为“千古不磨灭”之理,311为韩非子所顶礼的“势”,不独没有一席之地,且对之大张鞭挞地给予力辟和力斥。同时,这也为我们说明了为什么韩非子的社会学说极力鼓吹所谓的“明君明独道之容”的独裁之道,鼓吹所谓的“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这一高度中央集权主义,312而在李贽的社会学说里,其则以“乾龙无首”为至道,以“人人各正一乾元也,各具有是首出庶物之资”为常理,313以及以“亲王重藩,分布外镇,夹辅王室”为政治格局,314从中不仅体现了一种与君主独裁之道的彻底决裂,而且也使其学说一反中国传统的中央集权主义,而走向历史新时期的地方主义、分权主义,而后来的顾炎武的“寓郡县于封建之中”的社会政治主张的推出,不过是面对明亡的历史悲剧,而对李贽这一旷世之识痛定思痛地旧话重提。  凡此种种,都表明了李贽的学说与韩非子的学说之间不啻判若云泥、大异其趣,都表明了我们在承认二者共通之处的同时,却不能无视二者存在着根本的差异。而在我看来,归根结底,这种差异最终根于对“身道”理解上的不同。也就是说,同为对“身道”的积极肯定,同为一种“根身性”的理论,但正如古人所谓“食色,性也”,所谓“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所指明的那样,也正如《周易》从其身道中为我们区分出“需”卦的“饮食之道”与“咸”卦的“夫妇之道”那样,身有“饮食之身”与“男女之身”之辨。如果说韩非子所强调的“身”更多是一种所谓的“饮食之身”,那么,李贽所强调的“身”则除了这种“饮食之身”外,还包括一种更为原发性的所谓的“男女之身”。也正是这种对“男女之身”的强调,使李贽走向对“男女之身”的身体之“感”的强调,进而因感生情地走向对“男女之情”的强调,再进而由“男女之情”引而伸之、触类旁通地走向对普世的“人类之情”的强调。“絪缊化物,天下亦只有一个情”,315正如李贽一语所点出的那样,这使李贽不仅是一个从“欲”出发的“唯利主义”者,亦使李贽成为一个从“无欲之欲”的“情”出发的“唯情主义”者;使李贽在坚持人之己身的“自私自利”的自然需要的同时,亦高度肯定人之同体感通的无私、无我的社会属性;使李贽既意识到“知天下之人之身,即吾一人之身,人亦我也”,又意识到“知吾之身,即天下之人之身,我亦人也”;316使李贽虽对个人的自由竞争不无热情讴歌,却也与社会中的弱肉强食的权力话语保持距离;使李贽的学说看似与韩非子的学说息息相通,实际上却貌合神离,其间的差距不可以道里计,并最终使种种李贽所谓“尊法”的说法可以休矣。  其实,一旦我们从超历史的理论分析,走进李贽所生活的现实的时代语境,乃至我们可以得出,李贽与其说是“尊法”,不如说恰恰可视为中国历史新时期“反法”的真正思想先驱。这是因为,正如谭嗣同所一针见血揭露的那样,中国两千年之学实际上不过是法家之学,中国两千年之政实际上不过是秦始皇之政,李贽所身处的时代更不例外。恰同李贽所感同身受地体会到的那样,这是一个“阳为道学,阴为富贵”的时代,是一中国历史上被推向极致的“阳儒阴法”“外儒内法”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道学家们高谈阔论着儒家的仁义之道,实际上却以猎取富贵为安身立命之资;在这个时代,统治者给孔子戴上一顶阔的吓人的帽子,实际上却拉大旗作虎皮地借以推销其“冠裳以吃人”的吃人的霸道;在这个时代,法家的趋利避害、弱肉强食的原则作为社会的原动力,不仅驱动帝国专制机器的高效而疯狂的运转,而且由外在体制内化为人的深层心理,并深深植入并彻底俘获了我们民族的灵魂,使势利、世故、圆滑、老赖、投机取巧等等成为我们民族性格中根深蒂固、刻骨入髓的一部分,使人人只有托庇于法家的“潜规则”才能赖以存身。唯其如此,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李贽举目四望,天下滔滔者皆为“有君臣,无朋友”的“市道之交”;唯其如此,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生来就不肯随人俯仰的李贽面对这恢恢天网,只能破釜沉舟地选择出家做和尚这华山路一条了。  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李贽的时代批判名为对“道学”的批判,实为对法家的批判。在这里,正如李贽对“道学”的批判,并非对业已落寞的“真道学”而为对那种时兴的“伪道学”的批判一样,李贽对法家的批判,也并非对仅为一家之鸣的原始法家的批判,而是对那种“举一而废百”、业已成为今日统治性的权力话语的法家的批判。真理从来与谬误只有一步之遥,李贽的“身道”亦不例外。其“身道”本以道的“世俗化”为宗旨,但“世俗化”一旦推向极致,成为一种统治性的权力话语,它就会由“入世”“随俗”流于一种“阿世”和“媚俗”,它就会使众生平等的人性之道变为弱肉强食的兽性之道,它就会从人性的解放走向人性的束缚和桎梏,它就会为人刚刚到手的自由重新戴上一具沉重的锁铐。  这就是李贽所谓的“执一便是害道”。317它使李贽最终与人皆“阳而尊之”的“道学”彻底决裂,无疑,它也使李贽必然与人皆“阴而奉之”的法家学说分道扬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