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尴尬的是，德鲁克的智慧始终未被学术界主流认可。对此，德鲁克本人提供了一个富有洞见的解释：为了控制学术界，美国政府只向那些用数学公式写作的研究人员提供研究资金，自己这类深入实践的学者被拒之门外，顺理成章。在我看来，德鲁克那种义无反顾的批判姿态总是会让人们想起中国的鲁迅。他们都是人格魅力卓尔不群者，都是善恶分明者，都是怀有救世气魄者、积极的时代批判者和社会拯救者，都是无所畏惧地向权势者说“不”的人，都是向人们说真话的人，在他们身上体现了公共知识分子极为珍贵的精神气质。当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变成了“专业人士”或“管理学家”，他们潇洒地穿行在市场、经理人和主流意识形态间时，他们当然不会喜欢德鲁克，正如他们不会喜欢鲁迅一样。因为有德鲁克存在，或者说有德鲁克的幽灵存在，他们在心理上无法在德鲁克主义面前抬起头来，他们会痛苦地抽搐着，却喊不出声来，集体失语，感到难堪、无地自容，甚至使他们根本无法正确地面对自己，他们的精神支柱也随之倾斜；他们在市场、经理人和媒体面前也无法理直气壮，他们在积累自己的精神资本和学术资本时也无法心安理得；他们既无法固守精神和品格、保证学术传统的纯正，又无法真正做到对社会、对管理实践者的负责。对他们来说，德鲁克不是他们的盟友，而是他们潜在的假想之敌。唯其如此，在德鲁克不被认可、受冷落和嘲讽的时候，解读、阐释和弘扬德鲁克主义就成了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对于管理学方法论，主流范式管理学家和德鲁克有完全不同的理解。对于主流范式管理学家来说，管理学方法论追求的是构建方法或研究方法的科学性，目的是使所构建管理理论更具有说服力、让人更容易解释和具有预测功能，他们关心的主要是各种学说如何构建、假设是否成立、论证过程是否可靠、数据是否真实。而对德鲁克来说，只要是在研究过程中凡是能提供有益帮助的科学方法，都会被认为是“有用的”的方法而得到重视和加以研究。德鲁克呼吁，管理学研究方法应当从效率和实践观念出发，关心实际成果在组织、技术和企业制度中所起的作用。管理实践者们有时轻视管理理论范式，是因为他们常常依赖于用以解释他们日常管理行为的是“常识”(common-sense)。事实上，当人们在运用这些常识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对其所处环境和他人的行为做出了一系列的假设。实证主义者认为科学与非科学间存在一个明显的分界点。管理学虽然会借用常识的某些概念，但是常识里有许多松散的、不合逻辑、缺乏系统，以及偏误的部分，则应去除。管理学家尝试使用一套更具逻辑一致性、更精心思考焠炼出来的概念。而德鲁克对于常识比较持正面看法，认为常识可能是相当强而有活力的日常生活理论，广泛被平常人所使用。而且，常识是一种“前理解”，也是管理学研究所必要的基础。德鲁克建议管理理论范式应当致力于对上述假设和常识进行考察，以便建立起关于组织和管理范式的知识库。这样，“常识”本身就上升为一个理论研究课题。不可否认，主流范式管理学在理性上具有很高的成就，但在管理实践中却不堪一击。虽然泰罗范式已经被抛弃，但这种纯理性特征依然残留在某些管理学研究和管理学家习惯思维之中。有的管理学家表达出与德鲁克稍有不同的主张，他们大声疾呼管理学应当担起引导管理实践的责任(如Donaldson,l992360和Beyer,1992361)。但也有管理学家表现出一种中庸的态度和权变思维的机智，他们看到的管理实践是一个自治空间。他们认为，实际的管理行动是实践者由抽象的管理知识推论出的合法化之物，这也是一种“可选择姻缘关系”(selectiveaffinity)，实践者拥有自己的主动选择。说与做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管理意味着在具体处境下为行动寻求依据时的推演创造性(Astley,1985)。362斯科特·库克和约翰·希利·布朗(Cook&Brown,1999)从认识论的角度分析了组织知识(organizationalknowledge)、组织知晓(organizationalknowing)与实践(practice)三者间的差异与关系。通过实用主义的辨证推论，库克和布朗认为，组织知识是一种主权认识论(epistemologyofpossession)概念，属于静态的工具性思考，按照特质可以分类为显性知识(explicit)与隐性知识(tacit)两种，而对应的储存载体可以是个人(individual)或是团体(group)，组织知识是组织知晓的工具。而组织知晓是一种实践认识论(epistemologyofpractice)概念，属于动态的行动(action)与实践(practice)思考。组织知晓是行动者对社会世界(socialworld)与实体世界(physicalworld)的一种互动认知与关系(relation)；而实践(practice)则是个体行动者与群体真实工作(realwork)间的协调活动，实践是在特定组织或群体情境(context)中所形成的，是镶嵌在情境中的有意义行动(action)。363在我们看来，知晓促使行动者使用知识来与世界进行互动，所以知晓与知识存在一种动态、相互衍生的过程。组织知晓是组织内的行动者应用组织知识于真实的组织环境与世界中，来执行特定组织工作。而当行动者在执行任务时，其与组织情境的各式互动过程所产生的一系列有意义活动就是实践。我们认为，在我们理解其他事物的过程中，德鲁克所说的“常识”是作为一种典型的思维推理方式在帮助我们理解和认识世界，“常识”也教会我们待人处世，取得成功。德鲁克思想的一项重要特点是强调深度描绘(thickdescription)，简单说就是强调意义网的把握。深度描绘原则强调对研究的现象进行整体性的、情境化的、动态的描述。要描述得详尽、细密，力图把读者带到现场，使其产生身临其境之感，使读者对于现象的发展过程产生理所当然的感觉。换言之，使读者能在设身处地的心理状态下能充分理解事情如何发展与为何如此。因此，德鲁克思想的表述通常包含经验的脉络、管理经验的意向与意义(而非仅独立的意向或状况)以及所显现的过程性经验。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Weber,1958)曾指出，人是被悬挂在意义网上的动物。364诚哉斯言，实不欺我，天下之人，无不在网上。这个意义网是主观构造的，深度描绘则将这个意义网加以显现。正如奥地利现象学社会学家阿尔弗雷德·舒茨(Schutz,1970)所指出的那样，我们意念中的“常识”已经因而成为被研究的对象。365我们认为，管理学一方面有一个自治且连贯的(autonomousandcoherent)管理实践空间，另一方面还有一个连贯又自治的(coherentandautonomous)管理知识空间。然而，虽然管理实践者们应用不同的管理学概念已经变成为带有范式性质的“框架”或“象征”。但是，我们不得不看到，由于对管理学学术型范式不理解或不同的理解，这些管理理论的学术关怀却仍然隔离于实践者。这种现象事实上已经引起一些有良知管理学家的关注。美国斯坦福大学商学院(StanfordGraduateSchoolofBusiness)教授杰弗里•普费弗和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ofWashington)的克里斯蒂娜•方(Pfeffer&Fong,2002)指出，学习者如何将管理书籍的理论概念内化为本身知识，进而应用于外在实践，而不产生理论与实践无法衔接的现象？每年1700本管理书籍在研读后真正产生形成解决实践问题的管理智慧？一年数十亿的管理训练课程真正为员工提升了实践的智慧与能力？如果美国的管理学院无法解决上述问题，就会使MBA学历丧失作为特殊成就标志的价值。3662005年，德鲁克多年的挚友、美国南加州大学马歇尔商学院教授沃伦·本尼斯和詹姆斯·奥图尔(BennisandO’Toole,2005)在《哈佛商业评论》(HBR)上撰文呼吁美国商学院改革。他们指出：“商学院正在使自己不合时宜”，“由于招募和擢升那些在专业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的人，商学院正催生这样一个教职员工队伍：他们主要的职业理想就是献身于科学研究。”他们尖锐地批评到：“现在的管理学终身教授可能从未真正涉足一家企业——除了作为该企业的消费者。”367而德鲁克1996年在接受美国财经记者理查德·唐金(Donkin,1996)的采访时，德鲁克以他特有的挖苦口吻说道：“美国的商学院建立了还不到一个世纪，就已经在培养受过良好教育的职员了。”这时的德鲁克仍然不会忘记调侃和批评哈佛大学368，“只有现在，在我已经很老的时候，这家学府才肯接受我。”369事实上，呼吁美国商学院改革的远不止本尼斯和奥图尔。长期以来，加拿大麦基尔大学(McGillUniversity)的亨利·明兹伯格(HenryMintzberg)、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的杰弗里·普费弗(JeffreyPfeffer)等人就一直在批评美国管理学教学与研究脱离实践的现象。明兹伯格(Mintzberg,2005)在《管理者而非MBA》一书的《导言》中说：“对没有任何管理经验的人传授管理学，好比对一个除自己就从未见过第二个人的人谈心理学一样荒谬。”“总之，让我们要看到管理学的真面目，使之在实践中成长，才是我们管理教育的最终目的。”370现在，一些教育界的权威人士也加入了批评者的行列，其中包括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KelloggBusinessSchool)院长迪帕克·詹恩(DipakJain)、斯坦福大学商学院(Stanford’sGraduateSchoolofBusiness)院长罗伯特·乔斯(RobertJoss)、伦敦商学院(LondonBusinessSchool)院长劳拉·泰森(LauraTyson)和耶鲁大学商学院院长杰弗里·加尔滕(JeffreyGarten)。“少数思想开明的商学院院长已经开始宣扬(管理学)整合思想、跨学科研究和实践出真知的信条。确实，(管理学)实用主义正在重新崛起。”371美国管理学家、管理思想史学家和美国大卫－罗斯－博伊德大学管理学教授丹尼尔·雷恩(Wren,2004)博士在最新版的《管理思想的演进》一书中称德鲁克为管理实践的宗师。他高度评价了德鲁克的工作，并希望德鲁克的实践性管理思想能够在促使学术界摆脱僵化，缩小管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差距。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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