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化的力量在遇到天灾时,总会有很多中国人奋不顾身,这很好地说明了即使没有激励措施,在文化理念的感召下,中国人也能展现出坚定的意志。文化能够促成人们自愿付出,人们的行为出于责任,出于一种被认可的成就感。同时,对于志愿者和在紧急情况下奋不顾身的人们,国家、社会需要给予及时的表彰。“不能让雷锋吃亏”,是社会道德水平持续提升的一个必要条件。二、企业文化企业文化各有千秋。民族与地域的文化,对企业文化有着必然的影响。入乡随俗是企业经营时必须遵循的一个原则。企业文化的力量可能并不是企业蒸蒸日上时所展现出来的那样,成王败寇使得成功的企业天然都有着“成功的企业文化”,此时其宣传与展示的文化更多的是符号式的、自我陶醉式的,毫无内涵可言;一旦企业失败了,当初被宣传的“成功的企业文化”又会被归为失败的根源。诺基亚“投资于人”的企业文化,对员工的关爱可以说无微不至。当诺基亚如日中天时,这个文化被奉为圭臬;当诺基亚没落时,此文化又被鄙为罪孽—这面照妖镜,照出了太多坐而论道的人。企业文化的力量是要展示的,即在企业出现危机时,员工是树倒猢狲散还是众志成城渡难关,是畏缩不全还是迎难而上。同时,企业文化有共通性。不同行业的企业文化有着明显可见的差异。无论用什么词来形容,制造业需要的都是工程师文化:理性思维、批判性思维、创造性、宽容,因为制造业提供给顾客的是实体产品,就如前文提到的马斯克的“第一性原理”一样,产品的研发、制造与使用,需要科学、工程、技术,满足顾客的使用体验。无论用什么词来形容,服务业都需要人文文化:关怀、感恩、包容,自我感觉良好的员工,用心服务以感动顾客。胖东来缩短工作时297效率免费：管理需要知道的常识间,就是要确保员工在上班时能精神饱满地面对顾客。员工不可能都具备“不迁怒”的修养,心情不好时不如休息或退至后台,而不是站在顾客面前强颜欢笑。我有一个个人体会是,如果去一家餐厅,大堂经理对服务员说话是和颜悦色的,那么这家餐厅的服务不会太差;如果恰恰相反,大堂经理对服务员是颐指气使的,那就不要指望服务员会用心服务了(若遇到了便是难得的人才,就如海底捞的杨利娟),最好的结果也就是看到他们唯唯诺诺与小心谨慎。三、文化的起伏企业文化有强弱之分,本无所谓好坏。弱文化“润物细无声”,面对危机时韧性十足,久久为功;强文化锻造铮铮铁骨,面对危机时能迎难而上,无惧无悔。《从优秀到卓越》[9]提到了训练有素的文化—这是一种强文化,并且吉姆·柯林斯认为卓越的公司都有训练有素的文化:有些公司训练有素,但是有着训练有素的文化的公司却很少见。拥有训练有素的员工时,你不必在公司设置等级制度。拥有训练有素的思想时,你不需要在公司设置层层科室。拥有训练有素的行为时,你不需要过多的控制。把训练有素的文化和企业家的职业道德融合在一起时,你就得到了神奇的能创造卓越业绩的炼金术。只是不要忘了丹尼尔·卡尼曼的告诫:“《基业长青》和其他类似书籍的基本概念是:良好的管理措施会得到认同,而执行这些措施会带来丰厚的回报。这两点都有些言过其实了。”吉姆·柯林斯在《基业长青》《从优秀到卓越》中提到了福特、摩托罗拉、索尼、惠普、雅培、吉列、金佰利、富国银行等知名企业。还好,他没有提到波音,要不然用于批判他的例子又多了一个。食品、医疗、交通等行业直接关系使用人的生命,因此对于产品安全性的要求,在企业、国家等层面,均被定义为最高级别。从事这个行业的企业,如果质量或安全出了问题,就是毁灭性的。波音飞机发生了很多事故,分析师们都将波音飞机的质量问题归于波音工程师文化的丧失。一个企业的企业文化,特别是优秀的文化能否298◀第十一章个人修养与文化的力量传承,是企业管理层需要关注的。因为好的企业文化很难塑造,而毁掉一个好的企业文化却很容易。爬山或许要十年,而跌落只需十秒。波音工程师文化的核心特质是理性思维、解决问题和创造性。从当年威廉·爱德华·波音创建波音开始,波音公司就逐步兴起了工程师文化,曾有“得工程师者得天下”的思想。波音的许多领导者本身就是优秀的航空工程师,一些高管本人甚至拥有技术专利。波音在收购麦道后,转向了麦道的商业文化,开始追求利润(如今已经发展到在忽视质量与安全的情况下追求利润)与市值管理。正是曾经的工程师文化,缔造了世界第一大航空公司的声誉和发展基础。而失去工程师文化后,波音逐渐跌下神坛。四、文化的传承作为中国人,我们对文化可以自信也理应自信。中国企业文化的传承,需要遵循中国文化的脉络。跳出中国文化范式,建立有悖于中国文化传统的企业文化,必将是徒劳的。中国文化自信与中国文化的力量是现实和显性的:•《易经》曰“自强不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周易·杂卦》中“革故鼎新”(“革,去故也,鼎,取新也”)的创新思想;•《论语·学而》中“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子路》中“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东方智慧;•道家的“天人合一”(“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礼记·礼运》中“天下为公”(“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左传·宣公十二年》中“止戈为武”(“非尔所知也。夫文,止戈为武”),《尚书》中“协和万邦”(“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和平思想;•《孟子·告子上》中“舍生取义”(“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的牺牲精神;•《孟子·公孙丑上》中“与人为善”(“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299效率免费：管理需要知道的常识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论语·颜渊》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处世之道;•《荀子》中“载舟覆舟”“居安思危”(“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危将焉而不至矣”)的忧患意识;•《尚书·五子之歌》中“民惟邦本”(“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治国理念;•西汉以来,各封建王朝初期鼎盛、中期复兴均会采用的“儒法并用”“外儒内法”“德刑相济”的治理思想;•唐代李延寿《北史·颜之仪传》中展现的“尽忠报国”(“公等备受朝恩,当尽忠报国”)的爱国情怀;•明代施耐庵《水浒全传》中“扶危济困”(“素知将军仗义行仁,扶危济困,不想果然如此义气”)的公德意识;•明末顾炎武的《日知录》所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的担当精神;•……企业文化,无论如何归集与宣扬,只有能促成企业上下用心做事的,方可传承。五、从古至今,为何党争不断?党争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国历史。这里要提一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司马光是在用历史故事告诫皇上,权力一定要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不可旁落,要明察结党营私(主要就是映射王安石)。可惜,司马光以废除王安石的一切变法为目标,得势后自身也陷入党争。后面必读《资治通鉴》的皇上们,也没几个能杜绝党争的。明朝是严禁臣下结党和内外官交接的,并在《大明律》中明文规定:“防臣下揽权专擅,交结党援。”“奸党罪”就是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帝业,防止300◀第十一章个人修养与文化的力量大臣结党,内外勾结而设的。“奸党罪”,是在明朝重典治世的立法思想指导下被首创的,没有具体的标准和明确的危害结果。可明朝中后期,党争较之前的朝代有过之而无不及,一如东林党。历史告诉我们,如此党争的出现都不利于国家治理,可为何党争从未消失?熟读孔子经典的儒生们,学而优则仕之后,一边嘴上说着、纸上写着“和而不同,周而不比,泰而不骄,矜而不争,群而不党”,一边又结党营私、党同伐异。需要说明的是,最初有识之士确实是因为志同道合,为了苍生百姓、王朝社稷和共同目标而走到一起的。毕竟,团结确实力量大。可结党后,竟然不同程度地做出“宁负朝廷,不负朋党”的行为。想必官员们结成朋党、官官相护,是大有裨益的,以至于他们置国家、民生于不顾。“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豪言壮语,在一些人说完后,就成为过往。根据现在已知的心理学知识,可以理解结党营私是契合人性的,不结党之人才是少之又少的。朋党的出现,既满足了个人社会性的需求,又可以将个人的收益最大化,满足人性对各类贪欲的需求。亚伯拉罕·马斯洛(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比较心理学家,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主要创建者之一)的需求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结党的缘由:朋党很好地满足了成员的安全、归属与爱、尊重与自我实现的心理需求。即使是对自己品行要求很高的“清流”们,也会为了沽名钓誉而有意或无意地加入朋党的行列。这么看来,需求层次理论一直有着现实且真切的指导意义,如图11.1所示。自我实现尊重归属与爱生理ABC图11.1需求层次理论301效率免费：管理需要知道的常识从图11.1中可以看出,处在不同的阶段时,人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每种需求的相对强度是有差异的。•在A点,生理与安全是主要需求;•在B点,归属与爱是主要需求;•在C点,尊重与自我实现是主要需求。无论处在哪个阶段,即无论在哪个位置,当需求未被满足之时,人们就会感到失落与忧虑,而结党营私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基于需求层次可知,当人们还在为生存(生理、安全)奋斗时,就不用去强推理想了。先解决实际生存的困难,再谈理想也不迟。当然,这并不是绝对的,如以下几类人。•在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朝代兴衰存亡之际,为了理想而舍生取义的仁人志士们;•在近代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为了革命而抛头颅、洒热血的先烈们;•在现代中国内外交困之际,为了民族复兴而甘于奉献,为了理想与信念可以克服一切困难的人们。在既往的封建社会,读书人若有理想和抱负且想有所作为,为官并造福一方是最好的选择。进入工业社会后,想施展才华,除了走仕途,还可以通过工商企业平台有所作为。那么,工商企业内是不是就没有竞争了呢?显然,答案是否定的。身处其中的人们,无不在切身体会着竞争。举个极端又现实的例子:财阀,一个可以左右所在国经济、社会、政治的朋党机构。中国有两个同样尊崇儒学的东亚邻居:日本和韩国。在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后,日本和韩国都形成了有着朋党性质的财阀群体。财阀的形成,对于两国最初经济的高速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财阀在国家的经济方面(其实已经影响到政治)拥有极大的权力。在日本,财阀是在同一金融寡头控制下,结合同族、近亲而形成的垄断资本集团。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进入资本主义发展时期。20世纪初,日本垄断组织繁荣发展。20世纪30年代前,形成了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四大财阀;20世纪30年代后,又出现了鲇川、浅野、302◀第十一章个人修养与文化的力量古河、大仓、中岛、野村等新兴财阀。这些财阀以家族总公司为中心,形成“家族总公司—直系公司—旁系公司”的特殊持股关系。在韩国,由于国家管理、生产的需要,后来逐渐形成了三星、现代、大宇、乐金和鲜京五大财阀,这些财阀的经营项目几乎涵盖了整个工业与商业,甚至涉足媒体、政治领域,社会资源都掌握在这几家财阀手中。单单一个三星,就占了韩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3%左右,还经营韩国《中央日报》,而现代有《文化日报》作为其喉舌。韩国的财阀数量极少(目前只有五个),但在规模上远甚于日本财阀中的一些小型财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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